除电话记录传票外，三名《纽约时报》记者还于7月10日收到了大陪审团传票，要求他们就报道中的保密信源作证。这两组传票标志着川普政府打击媒体泄密行动的大幅升级。此前，联邦调查局（FBI）曾于1月搜查了一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住所并扣押其电子设备。美国地区法官阿伦·苏布拉马尼安（Arun Subramanian）将听取《纽约时报》对大陪审团传票的挑战，并已暂时叫停电话记录传票的执行。

《纽约时报》律师在动议中指控政府行为构成“恶意”，并违反了司法部自身的内部规程，因为政府在索取记录前未事先通知记者，也未进行“严肃的调查”。律师还质疑了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杰伊·克莱顿（Jay Clayton）近期证词的准确性。克莱顿在周三的确认听证会上曾表示，政府“遵循了规程”，并采取了“侵入性最小”的措施。但《纽约时报》律师指出，部分电话记录传票与大陪审团传票在同一天发出，另有一份传票在报社提出动议后才发出，这让人怀疑克莱顿的证词是否属实。

司法部则辩称，大陪审团传票的目标是泄露机密信息者，而非记者。司法部在周二上午发布的回应中表示，其在发出传票时已遵守了自身规定，并在寻求传票前进行了调查。司法部称，他们有权延迟披露传票，但选择通知记者律师，以便其有机会提出挑战，并强调“记者不是目标，泄露机密信息的人才是目标”。

引发这场争议的报道围绕川普总统从卡塔尔乘坐“空军一号”专机一事展开。涉事的新型专机是卡塔尔赠送的礼物，川普政府花费4亿美元进行改装升级，近期已投入使用。但川普在7月初离开土耳其北约峰会时，使用的却是旧款“空军一号”。《纽约时报》援引匿名消息源报道称，更换专机是美国特勤局的要求，且新飞机缺乏旧飞机的一些先进安全功能。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否认了安全担忧。

法庭文件显示，传票不仅针对记者，还延伸至其亲属。政府要求获取一名记者母亲和两名记者配偶的电话记录。其中，这位母亲是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与客户有保密关系；一名配偶则是律师事务所的总法律顾问。《纽约时报》律师认为，这些行为“滥用了大陪审团程序，对记者进行持续的恶意攻击，违反了司法部内部规定和保护第一修正案的法律”。

媒体倡导团体迅速谴责此举是政府试图恐吓新闻机构。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索取记者亲属的记录是“危险的越界行为”。美联社等新闻机构也发表声明，支持《纽约时报》的法律抗争。分析人士指出，若政府能够轻易获取记者及其家人的通信记录，将严重削弱新闻媒体对政府进行监督的能力，使潜在信源因恐惧报复而不敢发声。

目前，电话记录传票已暂停执行，等待法官苏布拉马尼安就大陪审团传票作出裁决。这场法律战的结果将对美国新闻自由产生深远影响，界定政府为追查泄密者可以走多远。司法部前官员表示，此类调查通常极为罕见，且需遵循严格程序，而本案中政府的做法似乎偏离了常规。随着听证临近，这起案件预计将吸引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