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执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一年多后，我开始从内部了解“让美国再次健康”（MAHA）运动。我参加了MAHA研究所的圆桌会议，并与全美各地的基层支持者交流。他们告诉我，他们担忧有毒化学物质、超加工食品，以及儿童慢性病令人不安的上升趋势。然而，当我把这些见闻分享给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同事时，许多人责备道，与MAHA接触毫无意义。“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反疫苗、反科学的组织，”一位同事如此表示。但这一假设是错误的。MAHA是一个机会，一个公共卫生界——包括学者、医生和倡导团体领袖——不容错过的机会。

MAHA运动的许多支持者关注的重点并非疫苗，而是环境污染物、高昂的医疗费用，以及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健康监管机构已被它们本应监管的行业所俘获。这些并非边缘、不科学的担忧。它们是数百万美国人几十年来一直愤怒的问题，远在MAHA这个标签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正因如此，根据凯泽家族基金会（KFF）的民调，这个成立仅两年的运动赢得了四成美国人的支持。MAHA支持者将医疗费用列为首要优先事项，其次是限制食品中的化学添加剂，以及削弱企业在食品政策中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近八成MAHA支持者认为，麻疹、腮腺炎、风疹和脊髓灰质炎等早已成熟的疫苗是安全的，而仅有4%的人将疫苗列为他们支持该运动的原因。当我在俄亥俄州乡村的一家基督教咖啡馆与南希·富勒（Nancy Fuller）交谈时，这位终身民主党人、新近成为MAHA支持者的女性告诉我，她喜欢这场运动的地方在于“它愿意尝试解决问题”。自从几十年前她的儿子被诊断出自闭症以来，她一直怀疑环境暴露或疫苗是否是原因，并感到健康机构忽视了像她这样的家长。

但公共卫生界过于谨慎，将证据门槛设得太高。在超加工食品、环境毒素和药品价格问题上，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很少是数据不足，而是勇气不足。公共卫生并非一直如此胆怯。这个领域诞生之初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为更安全的工作场所、更清洁的水源和更好的住房而奔走。然而，当该领域被迫站到前台，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美国人体验到的公共卫生不是一面盾牌，而是一个说教者。

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下，民众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等关键卫生机构的信任度降至历史新低。如今，不到一半的美国人对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履行其核心职责有信心，较疫情初期下降了近40%。本届政府将政治置于健全的公共卫生政策之上，决定FDA批准什么或NIH资助什么研究。CDC严重的人员削减削弱了其对旋盘虫病和埃博拉等健康威胁的应对能力。

在免疫接种方面，小罗伯特·肯尼迪领导的HHS改变了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其方式反映的是意识形态而非流行病学。作为回应，美国儿科学会（AAP）与CDC保持距离，将自己定位为儿童疫苗接种的独立、循证指南。二十多个州已不再遵循CDC的建议，导致疫苗指导意见出现分裂。3月，一名联邦法官在AAP诉HHS案中支持AAP，阻止了新的疫苗接种计划，并裁定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的改革违反了科学程序。

然而，AAP自身的捐助者页面列有至少10家制药公司作为支持者，其中六家生产AAP推荐的疫苗。起诉HHS的六个健康组织共收到制药行业数百万美元的捐款。在低信任度的环境中，利益冲突的表象依然有害，而小罗伯特·肯尼迪已将这种纠葛作为其批评的核心。公共卫生领域必须承认其财务关系中的利益冲突问题。

MAHA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并非政策，而是政治。它表明人们渴望一场倾听他们担忧的运动。MAHA所理解的——尽管不完美且有时不诚实——是，人们信任机构，不是因为这些机构拥有好数据，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机构站在他们一边。前进的道路很简单，但要求公共卫生界做一件它一直不愿做的事：现身。要公开地、政治性地（但非党派性地）介入，关注社区空气质量、饮用水安全和食品质量等两党都强烈支持的问题。